盗窃获谅解书怎么判刑

盗窃案件中获得谅解书，法院量刑时会将其作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重要考量。若盗窃已构成犯罪，结合盗窃金额、手段、是否初犯等其他情节，法院通常会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：
1. 盗窃金额小、情节轻（如刚达立案标准且无严重后果），又获被害人书面谅解并积极退赃退赔，可能判管制、拘役，甚至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。
2. 盗窃金额较大或情节较严重（如多次盗窃、入户盗窃），但有谅解书且有自首、立功等法定从轻情节，法院可能在法定刑内显著降刑。例如本应判3年有期徒刑的，可能减至1-2年。
3. 盗窃情节特别严重（如盗窃金融机构、数额特别巨大），即使有谅解书，通常也难免予刑事处罚，但仍可作为酌情从轻情节，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基础上适当降低刑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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盗窃案件中获得谅解书后，不少当事人因不熟悉法律程序易出现错误操作，需特别注意以下几点：
1. 忽视谅解书自愿性证明：仅获取谅解书文本，未留存被害人自愿签署的证据（如沟通记录、转账凭证），若被害人事后反悔称谅解系受胁迫，法院可能排除该谅解书，使其无法发挥从轻作用。
2. 未及时提交谅解书至司法机关：认为取得谅解书后“万事大吉”，未在侦查、起诉阶段主动提交警方或检察院，办案机关可能未将此情节纳入审查，直至庭审才提出，影响法官对被告人悔罪态度的认定。
3. 过度依赖谅解书而忽视其他从轻情节：个别当事人只关注获取谅解书，未积极退赃、退赔或配合调查。实际上，谅解书需与退赃、悔罪等情节结合才能最大化从轻效果，若仅取得谅解但未赔偿损失，法院可能从严掌握从轻幅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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盗窃获得谅解书后的量刑并非一概而论，以下特殊情况或例外情形可能影响处理结果，需具体分析：
1. 被害人因恐惧或被胁迫签署谅解书：若被害人是在被告人或其家属威胁、恐吓下（如“不谅解就让你家人不安宁”）签署，内容非真实意愿，谅解书因缺乏自愿性而无效。法院不会将其作为从轻情节，甚至可能因被告人的胁迫行为对其从重处罚，导致量刑结果比无谅解书时更重。
2. 谅解书内容与案件主要事实严重不符：例如实际盗窃金额为50万元（属“数额特别巨大”），但谅解书却写明“被盗财物价值5万元，已全额赔偿”，且无其他证据印证该金额。这种情况下，法院可能因谅解书内容不真实而不予采纳，同时可能认为被告人存在掩盖犯罪事实的意图，从而对从轻处罚的请求从严审查，难以实现减轻量刑的目的。
3. 多人共同盗窃中部分被告人获得谅解：若共同盗窃案件中，仅部分被告人取得被害人谅解（如主犯未谅解，从犯获得谅解），法院会对获得谅解的从犯酌情从轻，但主犯的量刑不受该谅解书影响，且从犯的从轻幅度需结合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综合判断，并非只要有谅解书就一定大幅减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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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盗窃获得谅解书怎么判”，可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中关于量刑情节的规定进行分析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六十一条规定：“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，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、犯罪的性质、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，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。” 第六十七条（2020修正）明确自首可从轻或减轻处罚，而被害人谅解虽非法定从轻情节，但属于“犯罪情节”中的酌定因素。在盗窃案件中，谅解书体现被害人对犯罪行为的宽恕，反映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社会危害性降低，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。例如，若被告人盗窃他人财物后主动退赃并取得谅解，法院可依据第六十一条，将谅解书作为“情节较轻”的考量因素，对其从轻处罚。因此，盗窃获得谅解书的，法院会结合盗窃金额、手段等事实，将谅解书作为酌定从轻情节，在法定刑幅度内调整刑罚。